林语堂曾发问，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否能让中国人满足？答案是否定的，否则，就不复有余地让释、道加以传播了。那些积极的，入世之人肯定儒家，而那些披发行吟之人奔走而归于道教。但即便如此，儒道也并非二元对立，水火不容的。这种出世的消极和入世的积极就像两股交错、缠绕而汇聚的浪潮，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翻腾，对抗，此消彼长又彼此相生。
这大概是因为，人生的失落和得意也是此起彼伏的。对天性追求浪漫，在现世求有不得之人，道家的逃遁，对不堪重负的人生无疑是一方良药。
典型的儒家人是读书入仕。然而，这种理想并不容易得到满足。随着参与竞争的考生人数不断增长， 而录取的名额又非常有限，失路之人常常会被道家的理念所吸引，这一点亘古未变。这就不难理解，即使是儒家圣贤，他们也常常厌弃社会规范与社会期许，感觉到自己精神追求所受到的限制。一个例子是王阳明。他的青年时代动荡不安，6岁时展示出惊人的语言天赋，却并未顺利进入仕途，两度会试落第。他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即便如此，王阳明的社会压力和同辈压力也是很大的。即使他在个人的层面释怀，也难以面对他的父母和其他对其寄予厚望的人。这是一种追求内在自由时个人与社会层面的冲突。
王阳明的解决之道是在儒家思想中引入道家的观点，即曾点气象。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说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应该成为一个有特定用途的器皿。不器，也有要打破教条，成就自己生命之意，自然洒脱，无入不自得。如果说子路、冉有、公西华所说的志向是“器也”，那么曾点所说就有“不器意”，是一种“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的洒脱。
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推崇伤仲永这样的文章。社会期望要求人一定要物尽其用，说到底是强调人类的工具性。从鲁迅的视角来看，这不如“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所来得有趣。
看老子是如何批驳工具性的。作为工具的人，不可能保存其独立性。十三章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宠为下，因为这是一种社会价值对人的塑造。从行为主义心理学切入，激进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行为的塑造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巴甫洛夫式的应答性行为，一种是受到强化程式所诱发的操作性行为。强化，指的是在行为出现后以“强化”和“惩罚”两种方式增加或减少行为出现频率的心理学实验手段。而“强化”与“惩罚”又各自分为两个亚类，分别对应对愉快刺激与厌恶刺激的消除上。通过呈现/消除愉快刺激或厌恶刺激，行为得以塑造，心理得以塑造。
老子认为，得宠与受辱看似相反，实则都是由外在发动，个体被动接受的过程。对应于行为主义，就是操作性行为的建立过程。辱，固然对人格独立是一种伤害。那宠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剥落个体独立尊严的强化物？宠，既然经受了赐予，就会唯恐失去，在赐予者面前战战兢兢，无法在任何人面前都傲然自立。因此说：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
最后老子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贵身，指的是不以外在荣辱损益其身。重视身甚于荣辱的人才可以担负重任。
另一方面，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为学，是一种认识过程。对事物的认识需要不断积累知识。相反，为道，是一种不断减少，去除外在期望以及开阔自身心智的过程。这二者的区别，可以用认知科学理论加以描述。卡尼曼的合作者、加拿大认知科学家Stanovich提出了认知能力的三重心智模型以批判传统的智力理论，分别是自主心智（感知觉、情绪与应激反应系统），算法心智（智力，符号运算）和反省心智（理性思维定式）。其中反省心智代表了决策和判断中的监控系统，规避非理性，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如果一个人拥有两个大脑，更高的智商，却缺乏是非善恶之明，那么其犯错的概率也越大，危害也越大。如何提高理性商数，让反省心智发挥作用？Stanovich的一个方法就是，避免安装坏的心智程序。它可能是偏见，可以是强加的外部习俗，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内隐记忆。从这个角度来说，为道日损，是摒弃那些灌输的、扭曲的社会价值，返璞归真的过程。
然而，道家学说又并非强调知识与智慧的独立。因为当求知变为了一种欲望驱使的工具，为学日益，也会成为为道日损的障碍。难怪庄子说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年少时，我曾有志于学画。许多年间，我沉迷于绘画本身，享受其过程而不图精进，后来的我将其称之为“傲慢”，依仗自己的天赋却不彰其至致。如今才幡然醒悟，这并非傲慢，而是不将纯粹的天性，自然而然的喜悦和洒脱束缚在工具性的锁链之下。我认为那时的我最接近老子的无为。因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幸福，并非施展人之所长，而是放任自然，与世无忤地生活着。
后知后觉的我终于想起十几年前读到的庄子那句“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明白了什么叫“物物而不物于物”。
相隔十年，再读老子，是一种什么心境？我曾读论语，认为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所说的“孔子的思想只是一种随处可见的道德训诫”颇有几分道理。但我领悟到，孔子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在君子、孝等概念上会有所不同，因此要求我们区分语境，区分学生的水平。否则，就会纯粹地把论语当成良莠不齐的道德说教。受西方哲学影响，我读老子之初，难免觉得它与论语同样存在中国哲学思辨性弱，逻辑性差的缺点。以其对道的描述，就不如古希腊形而上学系统和严谨。但这也为老子所早早认识到，因此他说，“道可道，非常道”；还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道德经区区五千言，它并非尝试以逻辑去论证，去说服。知识才可以学习，但智慧只能启发。在这个科学发展一日千里的世界里，老子应该是希望我们放下蜗行牛步、劳役的徒然吧。如果能如此，如果能感而遂通，短短只言片语也能化作千言万语，无声胜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