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类偏安于宇宙的一隅，却妄图赋予万物以意义。

斯坦诺维奇说，他脑海中一个反乌托邦式的科学唯物主义场景挥之不去。在那个世界里，知识精英独自享用了科学的成果，却心照不宣，认为大众没有心理准备与能力去接受他们。人们所熟知的，则是科学史之前的故事——经济上的无产者被消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层面的无产者。

在这些被认为是大众无法接受的科学中，普遍达尔文主义的观点首屈一指。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并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心理学将获得新生。31年后，詹姆斯提出了“本能心理学”，而人类充满诸多本能的观点却被行为主义挟持了半个世纪之久。事实上，人类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一员，并不超脱于选择的自然法则。若干年后，进化心理学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再一次复兴达尔文的观点：上帝已死——人类的出现不带有任何特殊设计，也没有任何目的。就生命形式而言，不存在任何天生的“高等”或“低等”。

正如萧伯纳所说：“这个理论看起来很简单，因为你最初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不过，当你慢慢理解它的整个寓意时，你就会万念俱灰。它蕴含着一种可怕的宿命论，无论是美丽和智慧，力量和目的，还是荣耀和报复，都将发生可怕而该死的衰减。”达尔文主义将枪口指向了我们的亲情、爱情、利他主义乃至自我、意识和人文。斯坦诺维奇在书中将其比作“宇宙酸”——基于旧时代的认知和自大都将消弭于无形。但是作者也指出，在认知科学和决策科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赋予了我们与达尔文主义和解的寓意。正是这些寓意为人类指明了一条路，将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渴望重新与达尔文主义的生命观调和起来。

思想实验：复制子

像那个时代的富人一样，你的主人将自己的躯体冰封起来，以期达到能让人永生的未来世界。你，机器人，被赋予了照顾主人的使命，让他和胶囊安然无恙地读过400年冰封期。在这期间，你受制于两种指令制约。其中强约束不允许你违反终极任务；弱约束，给定你一定的自由，在许可范围之内你可以对主人采取保护策略。在第384年难题出现了，你的电量即将耗尽，只能再坚持3天，你该怎么办？

策略A，你将卖掉你自己，获得的钱足以委托其他机器人帮你主人渡过剩余的16年。

策略B，拔掉主人的电源，给自己充电。

这一部分中，作者对道金斯的世界观进行了重构。即人类就是思想实验中的机器人，是载体。而“主人”是寄居于人类的复制子——基因与模因——个体作为基因与模因的“集合”终会分崩离析。进化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把这个观点阐述得淋漓尽致。比如，婴儿即使受到虐待依然会对养育者持有较高的依恋——若非如此他就无法存活下去；人类择偶时会偏好对称的脸型——对称代表了体内较少的寄生虫从而暗示较高的生育能力；爱情不过是进化的产物，即人类大脑的进化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联结父母双方的机制，确保双方对后代的养育持续到大脑成熟的第七年——七年之痒。

这意味着人类其实不懂美——在评论别人外表的时候，我们不过是基因控制的丑陋奴隶。人类之中也不存在多少真爱——大多数婚姻不过是进化留下的契约，亲密关系往往中道崩殂。更甚，人类的大多数需求只不过是为现代面纱所包装起来的原始需求，与动物并无二致。

进化心理学这些看似极端的观点也饱受诟病。斯坦诺维奇借双进程理论告诉我们，通过分析式系统的加工，我们可以将载体的利益模块化于自发系统中，避免复制子在冥冥之中控制我们。再者，分析式加工对目标本身的评估有助于我们脱离牢笼。这里有一个精彩的隐喻，就是对火星探测器的控制。当探测器与我们的距离较小时，信号在二者之间的传输有较高的效率。而一旦二者相隔超过一定的距离，光速往返的时间造成了一个较大的延迟，就使得绝对操控无法应对复杂的即时目标。因此需要一个有较高自由度的自主操作系统，根据几个基本的限制目标在可操作范围内完成任务。而进化赋予人类应对复杂社会的这个“弱约束”装置，就是额叶，理性思维。这种分析式系统被任命去处理二阶符号，最大化二阶符号目标（声望，地位，工作和酬劳），从而满足基本目标和初级内驱动力（身体快乐，安全，生计），为实现目标，更直接编码的自发式系统引发的反应往往被暂时覆盖

但是作者在这里的阐述是有问题的。第一，他认为戴套做爱就是对基因利益的反抗。载体追求了快感却摆脱了繁殖任务。我认为，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反抗，仅仅是因为戴套与否的成本问题。这种快感依然不是根源性的，它依然受制于进化产生的VTA-Nacc多巴胺回路。我们被驱动去做有利于基因的事情，获得奖励，仅此而已。我将在后文继续阐述，作者明显低估了“机器人叛乱”的难度。第二，作者对进化心理学的批判有些极端，甚至不一致。他认为进化心理学家把适应器与最优化混为一谈。其实没有，当进化心理学讨论adaptation的时候，一定是在EEA（进化适应环境）的语境来讨论的。进化心理学的任务之一，也是探究旧石器时代的产物如何与现代社会交互。Buss在他的著作《进化心理学》中写道，适应器不是最优化解，因为最优化伴随着过高的成本，因此适应是一种权衡。斯坦诺维奇还指出进化心理学把启发式和工具理性混为一谈，并且广义适合度胜于工具理性是可笑的。其实按照这种想法。父亲不该拯救落水的三个儿子，因为他应该保持工具理性——哈密尔顿方程向着个体一方倾斜了。这反而才是更让人后怕的观点，这样看来工具理性是否才是真正的“自私的基因”呢？

心智的哲学比喻

斯坦诺维奇在“理性三部曲”首作《超越智商》中将双过程理论细分为三重模型。其中分析式系统被划分为“算法心智”和“反省心智”。其实这有一定的误导性，但是作者在本书中“纠正”了。

作者指出，不要使用笛卡尔式的剧场——在某些地方，大脑活动聚集在一起，并被提交给中央代表，他对剧场里发生的事情的理解就变成我们的意识。也就是说，大脑并不存在与其他地方泾渭分明的一个中心系统。但是《超越智商》的三重模型显然让人有这种感觉。

那么正确理解三重心智模型，正确理解理性的方式是什么样的的？

作者借哲学家纽拉特的哲学隐喻给出了答案。

当一条船上存在许多腐烂木板又不能靠岸的情况下如何修复？我们可以在海里修复这些船，但是会冒一定的风险。当修复一些木板的时候站在另一些木板上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当我们要评估模因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纽拉特项目，我们假定某些模因是基础的，然后进行评估，循此往复。但是作者这里的意思很明确，我们不存在一个“基础主义”的答案，我们也不存在绝对理性。其实到这里，作者更像是用心理学回答一个哲学的问题——如何获得客观的科学知识。

基础主义的代表人物，诸如笛卡尔，康德，都试图从一种确凿无疑的源头上去获取知识。笛卡尔是“我思”，这一点其实很主观。而康德是“先天综合”，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击打得粉碎。事实上从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我们也可以看出“先天综合”的弊端，即任何一个自洽的形式系统，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真也不能证伪的命题。所以作者指出这里的重点在于，没有绝对理性，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模因之间的相互评估，因为停止下来是一种危险的事情。这里和波普的观点不谋而合，没有绝对的科学知识，但是科学知识存在是因为我们可以证伪而非证实他。这是一种智力上的巧取。为什么纽拉特式的解读不同于基础主义？因为批判是相互的，我们没有确凿无疑的源头。确凿无疑的源头意味着一种递归性。面对这种递归性，休谟陷入怀疑主义并声称：“理性是情感的奴隶。”我们无法获得终极，却要在感性上相信我们获得了；要么，这种递归将导致诉诸权威和心理主义（某事为真与相信某事为真等价）。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沦为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仅仅是赋予了形式上的包容，实际上更是骨子里的狭隘，它给了我们理由不去真正意义上地接受他人观点。而当相对主义走向极端时，甚至会演变为主观主义。

自我：不再神秘的灵魂

诺齐克提出了一个“体验机”思想实验。

神经生理学在未来提供了一种头戴机器，它可以把愉快和幸福传递给使用者。一个父亲为自己的儿子购买了这一装置，他的儿子快乐极了。他的使用时间越来越长，从一天4小时，6小时到了8小时甚至更多。那么问题在于，你是否希望他将这种状态持续下去？

斯坦诺维奇指出，如果要遵循工具理性最大化，那么进行下去是题中之义。但是他和诺齐克的观点一致，这种生活无异于自杀。我们持有的观点是：只有当个体与世界之间存在一种真实的因果关联时，价值才能实现。

你的这种价值观，也称之为广义理性。这种关联可以用诺齐克的另一个术语——符号效用来阐述。一个行动“象征了一种情境，而这个象征情景的效用，则通过和行动本身的符号联结估算出来”。非理性被称为人类对这种符号联结的过度关注。但是，要注意的是，人们通过这种关注才得以维持价值观和一个有价值的个人概念。

这里涉及了自我的讨论，而本书对“机器人叛乱”的这个关键问题的讨论力度不够重。什么事“自我”的界定。

从上文我们可以得出真相：不存在一个与复制子泾渭分明的“自我”。没有人能做到“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作者也提到这一点，即一个人的即时动机和欲望是模因决定的。我们也无法用“意识”来评估自我，因为大脑的无意识活动远远超出意识活动。正确的对“自我”的态度应该是重回我们之前提到的纽拉特评估——自我是一个过程，依赖模因中的某些，作为批判其他部分的基础。在这个不断批判的过程中占据自我。自我不是从“我们是谁”的整体出剥离出一个特定的部分。

这个论调是悲哀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指出一条路确保“机器人叛乱”。作者说广义理性是确保做正确的事而不仅仅是正确做事，但此时我们探讨的广义理性是否仍然算是理性依然存疑。人类与动物的在决策时的区别在于人类会受语境影响；亦或是“最后通牒”游戏中对不正义的伸张——礼义廉耻；更不会是经济学中那种理性人，没有价值观，纯粹为金钱所驱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义理性”被称为特定的价值取向或思维倾向才更加合适。

结尾

尼采说：“功利主义者都是自觉的奴隶。”作者引用诺齐克的符号效用，大概是想阐述，我们并不追求功利最大化原则，而是寻求一种价值的塑造。但是谁来评判这种价值或者是广义理性的正当性呢？作者把更多建议留给了模因的选择标准，不失为一种方向性的回答。

这里我想多说的一句是，即使是文化，知识，信念，也不是凌驾于人类生物性之上的东西。这一点在Buss的《进化心理学》中也得以强调——生物文化严格二分法并不合理。对偶像的狂热，对音乐和小说的狂热也逃离不开原始的本能。我想起一个学者在生命结束前的一句话——客观主义的努力终将导致理性的自我毁灭。

举头望去，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但有时候你甚至能够感受到丹尼特所说的那种悲哀：“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活动热闹非凡，可家里一个人都没有。”